十九世纪末，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激烈地争夺和瓜分中国，造成了中国空前的严重民族危机，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觉醒起来，救亡图存就成了当时最紧迫的要求。义和团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。
义和团源自山东鲁西地区。这一地区位于山东、河南、江苏三省交界之地，多丘陵山地，自古以来就是盗匪出落之地。当地富裕的村民为了保卫家园和财产不受盗匪的侵扰，开始自发组织看家护院的武装队伍，由于这些人手中都拿着大刀，所以，被称为“大刀会”；与此同时，当地贫苦的农民也自发地组织了起来，形成了富有迷信色彩的“神拳会”。
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各路洋教士和传教士，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充当殖民主义的先锋、谋士和间谍，麻醉和欺骗中国人民，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强取豪夺民宅、民田，营建教堂或活动场所。虽然“大刀会”和“神拳会”的成员组成不同，但是他们都宣称维护正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，自然就会与西方教会势力发生冲突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897年），德国在山东夺取传教权后，开始在山东积极进行传教活动，发展教会势力，唆使教徒欺压平民。洋教会与当地人的矛盾骤然升级，巨野县“大刀会”组织三十多人，手持钢刀、红缨枪进入了教堂，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。
巨野教案发生以后，清政府在德国列强的压迫之下，屈膝求和，拘捕并残杀了“大刀会”部分成员，进一步激化了民间组织对外国列强的痛恨。这些民间组织自发地联合起来，树起了“义和团”的大旗，打出了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，迅速在山东及直隶诸省蔓延开来。
义和团进入北京城以后，慈禧希冀借助他们的力量同洋人开战，最终引发了英、美、日、俄、法、德、意、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，慈禧和光绪皇帝及亲信大臣仓皇出逃西安。1901年，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件。
可悲的是，弱国无外交。在条约签订的时候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丝毫没有话语权，只能成为了砧板上的鱼，任人宰割。因为这一年是中国旧历年的辛丑年，所以这份条约被称为《辛丑条约》。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清政府彻底堕落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帮凶。
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西方列强以“严刑惩凶”为由，多次向清政府指明索要人头。这些人曾经是清政府抗击列强最坚定的拥护者，也是慈禧太后的同道者。然而，慈禧太后为了取悦外国列强，“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，让他们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。这样就导致了王公大臣和封建王朝的拥护者与清政府渐渐离心离德，为清政府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
同时，西方列强更是要求清政府“在帝国主义被害的城镇，5年之内不得举行文武等考试”来奴役中国的知识分子。科举考试是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走向仕途的唯一途径，而停止一切考试，显然触及了他们最基本的利益。这样就导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信任日益腐朽的清政府，加快了革命党人的崛起。
《辛丑条约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为庞大的一份不平等条约。赔款按照中国当时人口计算，每人一两银子，共计4.5亿两，分39年还清，年息四厘，本息共计高达9.82多亿两。由于这笔赔款金额实在过于庞大，后来美国政府也觉得“庚子赔案实属过多”，决定退还部分赔款。但是美国政府也对腐朽的清政府失望透顶，没有将赔款直接划给清政府，而是答应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，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。
后来，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竞相效仿，用退还的赔款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，像胡适之、赵元任、竺可桢、钱钟书、钱学森、 杨振宁等人都是《辛丑条约》退款留学生。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《辛丑条约》间接为中国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系统及先进的科技人才，对中国的救亡图存以及以后的国家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西方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，而是他们认为，只有让清政府不被巨额赔款所击垮，他们才能从中国源源不断地掠夺更多的财富。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措施来吸引中国优秀的留学生，造就一批可供他们使用的科技人才。
正是《辛丑条约》的奴役性，削弱了清政府在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威望，也让全国人民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彻底失望：无论如何的维新变革也无法再挽救自寻死路的清王朝了。正如章太炎先生说：“自亡清义和团之变，而革命党始兴。”孙中山先生也曾说，在庚子之变前，广大人民对革命派起义不理解，视其为乱党。庚子之变后，人民对起义不成功而扼腕叹息。
至此，新的民族开始觉醒，有了广大人民的觉醒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展开，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，清政府在短短数年内土崩瓦解，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