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，身在祁门的曾国藩正在统筹进击合围安庆的关键大局。
就在这一天，一封十万火急的朝廷寄谕突然而至。曾国藩拆开寄谕一看，原来是咸丰帝一道要他火速兴师勤王的谕旨。在谕旨中，咸丰帝严令曾国藩即刻派遣鲍超率三千精锐”兼程前进，克日赴京，交胜保调遣。“
何事急需身在南方的湘军主帅兴师勤王？
咸丰十年是咸丰帝的大灾之年，英法两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由坚船利炮武装的英法联军一路北上，摧枯拉朽，短短数月间便兵临北京城下，吓得咸丰帝仓皇出逃承德，偏安弹丸行宫，惆怅战栗下，只能以醉生梦死来麻痹自己。
皇上有难，天下诸将兴师勤王，这是历朝历代的惯例，但寄到曾国藩手里的这道谕旨，用意却绝非如此简单。
如果单纯地要求曾国藩兴师勤王，那应该由曾国藩统兵或者由曾国藩指定的将领统兵，而不应该像谕旨中严令的那样，点名就要湘军头排悍将鲍超，而且来了必须归咸丰身边的红人胜保调遣。
不用多想就能发现，这道谕旨中隐藏着胜保对曾国藩的算计，他在算计什么呢？
以勤王的名义挖曾国藩的致命墙脚，弄走他颇为倚重的湘军悍将。
这一切，曾国藩当然看得明白，但勤王之命谁敢不从？
不从即为不忠不义，”忠义素著“的曾国藩根本扛不住这样的罪名。
但欣然从命，曾国藩却又觉得万分不妥。胜保的算计暂且不说，关键这是一招无益于北，却只有损于南的两败之命。
此话怎讲呢？
曾国藩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很透彻，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这是迟早的事，调鲍超几千人去根本改变不了大局。此时能勤王的只有一个“和”字，”战“字根本救不了朝廷和皇上。
这是一败。
另一败，调鲍超劲兵北上，曾国藩面临的局面瞬间就崩坏了。鲍超一走，安庆势必撤围，安庆一撤围，围剿太平天国的大业极有可能就此功亏一篑。
一边徒劳无功，一边功亏一篑，这不是两败之命是什么！
但当时的清廷尚有权威，没到庚子年间慈禧西逃的份上，那时李鸿章敢用”乱命“来拒不从命，咸丰朝的曾国藩却不敢这么做。
无论是心理条件还是现实条件，他都不具备。
所幸，正在曾国藩犹豫难决的时候，李鸿章给他献了一条甚是高明的脱困之计。
历史有时候相当的有意思，晚清两次著名的抗”勤王之命”的幕后主角竟然都是李鸿章。庚子年抗慈禧的勤王之命，李鸿章祭出的是“乱命不奉”；这一次抗咸丰的勤王之命，他祭出的是“废命可拖”。
其实都是高明地审时度势。
看不透大局者，断不敢也不会这么玩。
李鸿章对曾国藩分析说，此命看似来势汹汹，其实是一道废命。不出十天，京城必被洋人攻占。洋人意在取利，而非大清江山。在京议和的恭亲王为维系社稷，定是万利可予。既然如此，双方和议必是速成，预料不过二三十天的事。
二三十天后，和局已定，再说兴师勤王，岂不是乱添刀兵。
可以说，这是李鸿章权谋生涯最具含金量的时刻，这份洞察之力着实如刀。
按说曾国藩的造诣也应能看透这一点，但怎奈他忠义贤明的包袱太重。
人一旦纠结，段位往往不堪。
经李鸿章一这番利刀解局，曾国藩瞬间从困苦犹豫中走了出来。于是，他慢腾腾地于当年九月初九日才给朝廷回了一道奏折。
这道奏折的要义只有一个“拖”字。
曾国藩在奏折中说，鲍超品级太低，勤王乃大事，请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间选一人带兵进京。
曾国藩这么说，其实就是要这一来一回的拖延时间。
果然，咸丰新的勤王上谕还没发出，恭亲王奕訢已经和洋人议和了。
如此，先前十万火急的朝廷寄谕果然成了李鸿章所言的废命。十月初四，曾国藩接到朝廷新的寄谕，称不必北上。
在曾国藩的历史中，这一段很有名，但就在这二三十天里，发生的另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就少有人知晓了。
之所以少有人知，皆是因为此事在当时一旦泄露出去，曾国藩整个家族恐要遭灭门之灾。
惹出这一凶险风波的是曾国藩的九弟，当时正负责围攻安庆的曾国荃。
真实历史中的权谋上演，远没有后世复述的那么简单，它讲出的往往只是大轮廓，而不是整个鲜活而具体的人。
曾国藩是个万事求周全，求无懈可击的人。
在当时，他固然认为李鸿章的谋断是正确的，但谁能向他百分百保证呢？万一和议不是二三十天而是大几十天呢？到那时，万一咸丰真命他带兵北上呢？
所以在李鸿章高明的计策外，曾国藩在当时还有一手应急方案，那就是万一失算了，他计划让曾国荃统兵跟他一起北上。
为此，曾国藩在拜发那封拖字诀奏折后，随即又给曾国荃写了一封信。信的大意是，如果皇上派我北上，你最好和我同去。兄弟一起勤王，倒也是光宗耀祖事。现在你需提前做一个预案，如果要北上，抽谁去，赶紧开个名单给我。如果皇上再下旨，我们好立刻出发。
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，曾国荃接到这封信后直接就炸了，跟着就给曾国藩回了封足够灭曾氏九族的凶信。
曾国荃何以至此呢？
皆因他此时正死死地咬着安庆不放。
曾国荃这人性格异常执拗，属于咬定猎物绝不松口的类型，谁要让他松口，他就能不顾一切地去撕咬谁。
他当时把谁撕咬了呢？
咸丰，而且是以肆无忌惮的方式。
很可惜，这封“大快人心”的信，曾国藩看完之后当场就销毁了。但幸运的是，通过曾国藩家书，这封信的内容还是基本可以复原的。
曾国荃在信中说了什么呢？
基本答案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公布的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一封私密家书里，口气之严厉，在曾国藩家书中空前绝后——
初九夜所接弟信，满纸骄矜之气，且多悖谬之语。天下之事变多矣，义理亦深矣，人情难知，天道亦难测，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、狂妄无稽之语，不知果何所本？
恭亲王之贤，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。然其举止轻浮，聪明太露，多谋多改。若驻京太久，圣驾远离，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。
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、通州各仗，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，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？皇上又岂禁胜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？力已尽而不胜，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。而弟屡次来信，皆言宜重用僧邸，不知弟接何处消息，谓僧邸见疏见轻，敝处并未闻此耗也。
分兵北援以应诏，此乃臣子应尽之分。吾辈所以忝窃虚名，为众所附者，全凭忠义二字。不忘君，谓之忠；不失信于友，谓之义。今銮舆播迁，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，可谓忠乎？万一京城或有疏失，热河本无银米，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。根本倘拔，则南服如江西、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？庶民岂肯完粮？商旅岂肯抽厘？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？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，先后不过数月之间，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？纵使百无一成，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，不诒讥于百世。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，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。
透过曾国藩的这封家书，先来看看曾国荃可能说了什么？
曾国荃极有可能说了这样的话，安庆之围绝不能撤，大清亡不亡管老子鸟事，亡了才好呢。没有朝廷瞎指挥，说不定湘军还能更快剿灭太平天国。到那时，没有朝廷，曾家就是朝廷。
当今皇上就是“山炮”，根本不会用人。僧格林沁多猛的人，皇上就是不想让他建功，所以洋人才一路从天津杀到了京城。现在皇上跑了，那是他咎由自取，让老子把马上到嘴的肥肉吐出来，去救他，凭什么。
退一步说，当今皇上能力远比不上恭亲王，如今皇上跑了，恭亲王留在京中处理中外事宜，我看不是什么坏事，皇上最好死在承德算了，恭亲王当皇上比他强多了——
可以想见，曾国藩看到这样一封信，他会作何感想！
首先，对曾国荃狂妄至极外加道听途说的一通乱咬，曾国藩一定是“且惧且恶”的，所以他用严厉地口气告诫自己这位不听话还很张狂的九弟，这种话以后千万不能再讲了，即便是家书也不行，一旦泄露出去，曾家是要遭受灭门之灾的。
严厉地苦口婆心后，曾国藩针对曾国荃的狂妄乱言给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不得不说，论及忠义时，曾国藩是高屋建瓴的；论及恭亲王、僧格林沁时，曾国藩是一针见血的。
总之，曾国藩所言的一切，站在忠义匡扶者的角度，绝对够得上既贤又智。
全然没有乱世枭雄另立天下的自信和霸气。
没办法，这就是曾国藩。
所以在警告完，高论完之后，曾国藩最终还是回到了圣贤老路上，他给曾国荃开了两个药方。
一个是治标的，那是孔子的一句话——
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
一个是治本的，那是曾国藩的一个心决——
败亡之人总傲先。